林金輝認為，要處理好區域和學科專業布局的問題。目前對于中外合作辦學，還有一些省份是空白。此外，在中外合作辦學的專業方面，工學、管理學、經濟學較多。

談及教育逆差，“走出去”肯定是一條金光大道。林金輝注意到，現在“走出去”的項目有80多個，但機構只有一家——老撾蘇州大學。另外，廈門大學馬來西亞分校正在緊鑼密鼓籌辦，預計明年可以招生。可是，值得注意的是，“走出去”目前并沒有納入中外合作辦學的法律框架。

對于目前已經運行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楊成銘認為，監管是軟肋，“2009年雖然下發了中外合作辦學教育評估的一個通知，而且建立了評價指標體系，但是并沒有全部鋪開，只選了4個省做了實驗。去年年底又下發通知要進行評估，但只是在項目和機構到期之前評估，這種評估只是事后評估，監管也只是事后監管，沒有對中外合作辦學的事前監管，更沒有事中監管。”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微博]院長、北京理工大學楊東平[微博]教授近幾年逐一走訪過UIC、西交利物浦和上海紐約大學。他認為盡管數量少，但這些學校的管理體制、培養方式、課程內容、教師評價標準，甚至是學生面貌都與公辦學校不同，培養出來的畢業生較好的就業和深造出路，也使幾所學校招生形勢越來越好，吸引了更多學生家長[微博]愿意每年掏6萬元到10萬元的學費。

“我們已經進入了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時代，要重新認識高等教育對外開放的意義。”楊東平認為，中外合作辦學一方面要滿足社會和公眾多樣化的教育需求，同時也是扭轉教育貿易逆差的一個途徑。但現在真正具有法人地位的機構以個位數計，數量非常少，而大量的合作辦學項目則高度商業化。

他提出，首先國家應該對教育持更為開放的態度，“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是主要的教育出口國，而其他相當多的國家還是教育進口。近些年在香港、馬來西亞、中東這些主要的教育進口地區，都允許國外教育機構入境辦學，而且大多數沒有強制規定必須和國內或當地機構合作。”

楊東平了解到，越來越多的國家正極力吸引國外高校到本國開設分校，比較典型的是澳大利亞的南澳洲政府資助卡梅隆大學建立國外第一所分校，新加坡政府吸引10所國外大學的計劃已經完成。在一貫被認為比較保守的中東國家，近些年在教育開放方面的步子邁得也很大，卡塔爾的教育城是吸引國際大學的特區，給大學許多優惠甚至資源的資助。相比之下，我國的教育開放度有待提高。